1.奶牛育种特点 荷斯坦牛源于荷兰和德国，是世界公认产量最高、产奶经济性最高的奶牛品种，但是属于单胎动物，繁殖周期长，因此全球均以“本品种纯繁、持续改良”为群体改良的核心策略。结合我国奶业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奶牛育种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其他畜种那样利用杂交优势不断培育新品种或配套系。奶牛育种工作依赖于一代接着一代干的传承实干工匠精神，如果只为创新而创新，难免本末倒置。 虽然荷斯坦牛是国际化公共品种，但是全球各地奶牛在长期本土化选育过程中，表现出适应不同地区气候环境、养殖模式和饲料条件的生物学特性。因此，围绕实现奶牛养殖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一共同目标，全球主要奶业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更加适合本地区环境和条件的奶牛选育方向和评价标准；例如，澳洲奶牛选育更加关注放牧适应性，北美奶牛选育更加关注集约化生产需要，欧洲奶牛选育更加关注家庭牧场需求。我国奶牛养殖既兼顾欧洲和北美特点又有明显差异，因此，直接采信欧洲或者北美的选育方向和评价标准是不科学的，不一定适合我国不同气候、不同规模、不同养殖水平牧场牛群改良精准需求。在科学准确评估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奶牛养殖业需求的良种选育和评价标准，提升民族自主育种能力，保障奶牛养殖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奶业新时代对我国奶牛育种工作者提出的核心命题，也是奶牛育种创新对“中国特色”的最佳诠释。 2.奶牛育种现状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全体奶牛育种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然而我们的奶牛育种工作却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 一是奶牛存栏规模萎缩。自2008年以来，我国奶牛存栏规模持续萎缩，尽管2019年存栏数量触底反弹，但是恢复速度尚待观察，短时间内奶牛冻精需求无法实现快速放大。全国荷斯坦牛存栏规模按照520万头预估，冻精总需求约800万支；按照冻精自给率70%计算，每年生产560万支高遗传水平冻精即可满足当前70%国内冻精市场需求。 二是进口冻精冲击。我国进口奶牛冻精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欧盟一些国家，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有少量进口。有关数据统计，2019年进口冻精总量超过600万剂，其中奶牛冻精保守估计约500万剂；如果全部实现销售，进口奶牛冻精占我国奶牛冻精市场份额60%以上。从奶牛养殖业发展历史角度客观评价，奶牛进口冻精对于提高我国牛群遗传水平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高遗传水平进口冻精对于丰富本土奶牛育种资源也有重要意义。我国不应该排斥冻精引进，但是应该旗帜鲜明反对低遗传水平冻精无序引进，直接后果是低价倾销冲击国内市场，间接后果是严重冲击种牛自主培育体系，不利于我国牛群精准改良和养殖效益最大化。 三是种牛自主培育体系薄弱。当前，由于活体公牛进口渠道单一且进口国种公牛基因组选择优势不明显，因此国内通过进口奶牛活体种公牛采精销售的情形已经基本不存在；国产冻精绝大部分来自北美进口胚胎国内移植出生公牛；真正通过遴选本土种子母牛开展选种选配自主培育种公牛的育种公司屈指可数。因此，从自主培育满足国内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对精准改良的需求角度来看，我国种牛自主培育体系已是“相当脆弱”。 3.关于国产冻精 为何我国奶牛育种工作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还是没有系统解决种牛自主培育的问题，反而冻精进口愈演愈烈？我们可以尝试从市场角度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客户为何选择进口冻精？少部分可能是基于牛群改良方向需要做出的专业选择，大部分可能只是出于对进口产品的无条件信任；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对国产冻精的不够信任可能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那么，客户为何对国产冻精不信任？大部分可能来自于对国内奶牛育种体系的不了解，少部分可能认为国内奶牛遗传评估体系不完善，还有一部分可能认为国产冻精存在传播疫病风险。以上，可能涵盖了国内客户对国产冻精的基本认知； 既然如此，客户对国产冻精的认识是否科学呢？我国种公牛站多达40余家，近90%不具备自有或实际控制的母牛资源群体，因此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冻精采集站。奶牛育种与奶牛养殖的产业链割裂，导致广大奶牛养殖企业并未参与奶牛育种协作，因此对奶牛育种体系不了解也是一种必然；另外，国家对种公牛站实施严格的疫病检疫防控措施，大力推行两病净化种牛场，因此客户对国产冻精传播疫病风险的担心是多余的；然而，有的客户认为我国当前奶牛遗传评估体系不够完善，是有一定道理的。 4.关于育种短板 那么，对标奶业发达国家，我国奶牛选育技术和遗传评估体系的关键短板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 首先，良种资源不再是制约我们自主育种能力的关键短板：个人估计全国约30%成母牛单产达到10吨以上，超过欧盟接近北美国家同等水平；全国近10%成母牛单产达到12吨，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其次，选育技术也不再是我们选育体系面临的关键短板：2012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北京奶牛中心、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构建了我国目前唯一的官方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分子育种技术和遗传评估算法处于奶业发达国家同等水平。 而以基因组选择参考群体构建为核心的基础表型数据采集系统薄弱以及以产业链纵向联合为核心的开放共享育种组织不完善是当前我国奶牛育种工作的核心短板。相比欧美奶业发达国家，我国奶牛养殖历史短数据积累少；国家大力扶持基础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扩大DHI测定和后裔测定数据规模、拓展选育性状表型数据采集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由于奶牛育种的特殊性，必须实施产业纵向联合育种；然而，产业链断裂是制约我国奶牛育种工作提升的关键。 5.奶牛育种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倡议： 一是健全育种组织：以政府为主导，鼓励育种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养殖企业和科研机构组建新型育种协作组织，基于对我国奶牛群体的科学准确评估，构建符合我国奶牛养殖业特色的自主选育体系和评价标准；成立奶牛育种协会，建立行业公认的国家奶牛遗传评估中心，接受协会委托开展评估服务，定期发布我国奶牛母牛、种公牛遗传评估结果。 二是聚焦奶牛基因组选择，实施“国家奶牛基因组计划”：我国已经建立奶牛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但是和奶业发达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参考群体规模还太小。通过育种公司、规模化大型牧业、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用3-5年把参考群体规模发展到5-10万头，建立我们自己的牛群评价“黄金标准”，弯道超车迅速接近或达到奶业发达国家同等评估水平。 三是夯实发展基础：技术与数据是奶牛育种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一方面继续加大对良种登记、DHI测定、体型外貌鉴定、基因组检测以及表型数据智能化采集等工作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设立公益性基础性研究课题，支持奶业基础理论研究。奶牛育种是公益性产业，离不开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但是扶持不等于扶贫，应该集中资源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同时转变支持方式：从直接补贴终端市场向补贴扶持育种基础体系建设转变，从单纯财政补贴向财政补贴与企业配套相结合转变，从政府补贴工作经费向政府购买育种数据转变。 四是建立种牛疫病防控体系：对牛结核、布鲁氏杆菌病等传染病进行严格检疫净化，推动无疫病净化场建设，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必须是无疫病场/站。 五是强化进口冻精监管：应警惕低遗传水平的进口冻精低价倾销冲击自主育种体系，建议所有奶牛、肉牛冻精应全部纳入种用管理，参照国家有关法律实施进口审批，从遗传水平、产品质量、疫病安全三个维度强化产品监督。 六是鼓励具备育种实力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北京、上海之所以在奶牛育种方面积累了传统优势，正是源于自有数万头良种奶牛资源群体，可以开展系统选育工作。2016年北京奶牛中心牵头联合国内6家大型养殖企业和研发机构组建奶牛育种自主创新联盟，基于数十年育种数据积累以及国内牛群科学遗传评估，制定并发布了联盟UTPI综合选择指数，在传统产量、体型、乳成分等选育性状基础上拓展了与长寿性、繁殖性能、健康状况等相关的40余个选育参数，UTPI指数设计更符合国内养殖企业实际需求，数据基础源自我国自有牧场，可更好剖析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经济学上可以实现更为准确的种质评估，总体评估可靠性水平达到奶业发达国家同等水平，该指数是国内除官方发布CPI选择指数以外，商业化联合育种组织发布的唯一一个种牛自主培育选择指数，代表了国内奶牛种牛自主选育的最高水平，联盟经农业农村部科教司组织评估被评为全国农业创新联盟标杆联盟。 种业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奶牛种业事关奶业振兴。基于对中国奶牛养殖现状和养殖环境的科学准确评估，依托基因组选择和分子育种技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种牛自主培育体系，提高种源自主保障能力，满足我国奶业高质量发展对牛群精准改良的产业需求，是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奶业竞争力的科学与希望之路。